那个春天，她在化妆镜上，用指甲刻下一行小字——“我不怕死，就怕被你们笑话。” 几天后，1935年3月8日，25岁的默片女王阮玲玉，身着最喜爱的旗袍，吞下了三瓶安眠药。桌上，是她留给世间最后的四个字：人言可畏。）
从佣人之女到默片女王，再到十里送葬：阮玲玉的25年，写尽旧时代女性的所有悲歌一、 朱家大桥的阴霾：她的世界，从一开始就是灰色的
1910年4月26日，上海朱家大桥北面那片低矮拥挤的棚户区里，添了一声微弱的女婴啼哭。
父亲阮用荣是个浦东亚细亚油栈的工人，身体一直不好。母亲何阿英是个传统的家庭妇女。这个女孩的降生，并没有给这个贫寒之家带来多少长久的喜悦，更多的是对未来生活的沉重喘息。他们给她取名阮凤根，学名阮玉英。很多年后，她以“阮玲玉”这个名字，照亮了整个中国的银幕，但此刻，她只是贫民窟里一个沉默寡言的丫头。
棚屋的木板墙挡不住风雨，也隔不断邻居的争吵和孩子的哭闹。空气里永远弥漫着煤烟、马桶和廉价油脂混合的复杂气味。阮玲玉童年的记忆，是潮湿的、灰色的。她最熟悉的，是母亲那双常年被碱水浸泡得通红、布满裂口的手。父亲沉默的咳嗽声，是这个家背景音里最常出现的节奏。
六岁那年，那个沉默的父亲终于咳尽了最后一口气，撒手而去。家里的顶梁柱倒了，天，彻底塌了一半。母亲何阿英抱着年幼的女儿，望着家徒四壁的棚屋，欲哭无泪。活下去，成了母女俩唯一且迫切的任务。
为了活下去，母亲放下了所有属于一个体面人的尊严。她托了又托，终于进入上海一家张姓大户人家做佣人。工作内容是洗不完的衣物、擦不完的地板、做不完的杂役。主家的呵斥是家常便饭，那份微薄的月钱，需要她用无尽的忍耐和劳碌去交换。
母亲去上工，小小的阮玲玉怎么办？她不能带去主家，那不合规矩。母亲苦苦哀求，张家老爷太太或许是看这小丫头还算安静，或许是出于一丝难以言说的怜悯，最终应允了让阮玲玉跟着母亲，住在佣人房的下处。
于是，阮玲玉的童年，是在张家后院那个堆放杂物、狭小昏暗的佣人房里开始的。 她的玩伴是角落里的扫帚和鸡毛掸子，她的课堂是门缝外那个与她格格不入的繁华世界。她必须很安静，不能哭闹，不能乱跑，不能打扰到主人家的清净。她吃着主家赏赐的残羹剩饭，穿着母亲改小了的旧衣衫，像一株生长在砖石缝隙里的小草，仰头只能看到一线天。
她常常蜷缩在门边，看着院子里张家那些和她差不多年纪的少爷小姐们，穿着光鲜的衣裳，玩着她叫不出名字的漂亮玩具，在阳光下奔跑笑闹。那些笑声清脆明亮，传到她的耳朵里，却让她把身子缩得更紧。母亲叮嘱过无数次：“阿玉，我们和人家不一样，要守本分。”
不一样。这三个字，像烙印一样烫在她幼小的心里。她那双天生就大的眼睛里，盛满了那个年纪不该有的怯懦、观察和一种早熟的沉默。她看着母亲被管家训斥时低垂的头和绞紧的双手，看着母亲赔着笑脸接过工钱时的卑微。那种刺痛，比她自己挨饿受冻更深刻。
母亲是倔强的。她自己不识字，吃尽了没文化的苦，便发誓绝不让女儿走自己的老路。在那样艰难的光景里，母亲竟奇迹般地挤出一点钱，将阮玲玉送进了附近的一家私塾。后来，又咬牙将她送进了崇德女子学校（中学部）当插班生。读书，是母亲能为女儿谋划的、唯一的、体面的出路。
学校，成了阮玲玉灰色童年里唯一一抹亮色。 尽管她的衣服依然是旧的，午饭可能只是一个冷掉的馒头，但在学堂里，她可以暂时忘掉自己是“佣人的女儿”。书本里的世界很大，大到可以装下她所有的想象。她功课很好，尤其喜爱文艺。她沉默，但内心那片被压抑的沃土，正在悄悄孕育着艺术的嫩芽。
改变她人生轨迹的第一个转折点，发生在学校的游艺会上。那时，新思潮涌动，易卜生的《玩偶之家》是进步青年热衷的话题。学校排演这部剧，需要找一个女生来饰演女主角娜拉。娜拉，那个最终认清自己不过是丈夫玩偶、毅然摔门而去追求独立的女性。
不知是老师看出了她眼底藏着的倔强，还是因为她清秀的容貌和沉静的气质，这个角色落在了阮玲玉头上。没有像样的戏服，她就穿着自己最整洁的蓝布褂子，黑布鞋。没有舞台经验，她就凭着本能，去理解娜拉的痛苦与觉醒。
登台那天，当她说出娜拉最后的台词，那双总是低垂、带着怯懦的大眼睛，第一次迸发出灼人的光芒。那光芒里有决绝，有痛苦，更有新生的渴望。台下掌声雷动。她站在舞台上，灯光打在身上，暖洋洋的。那一刻，她或许短暂地忘记了阮凤根是谁，只觉得自己就是娜拉，一个可以主宰自己命运的人。
她不知道，台下热烈的观众里，有一道来自张家四少爷张达民的目光，正牢牢地锁在她身上。 这道目光，充满了新鲜的、猎奇般的兴趣，它将把她从刚刚窥见一丝光明的路上，猛地拽入另一个更深的漩涡。
二、 温柔的陷阱与银幕的曙光：当救命稻草变成索命绳
张达民，张家最小的儿子之一，时年十八岁。他和那个时代许多富家少爷一样，靠着家族的荫蔽，过着无所事事、追逐时髦的生活。看电影、跳舞、赌马……什么新鲜玩什么。学校的游艺会，他本是被朋友拉来凑热闹的，却意外地被台上那个“娜拉”击中了。
和他见过的所有名门闺秀、交际花都不同。台上的阮玲玉，有一种脆弱的美丽，像精致的瓷器；但她的眼神里又有一种力量，像瓷器下暗藏的火。这种矛盾的气质，对看腻了媚俗与娇饰的张达民来说，有着致命的吸引力。更让他觉得刺激的是，他认出她了——这不就是家里那个沉默寡言的女佣何妈的女儿吗？
一种混合着优越感、征服欲和新鲜感的复杂心理，驱使着张达民行动了。他轻而易举地找到了接近她的途径。他对她温柔体贴，嘘寒问暖，送一些对她而言很稀罕的小礼物，说尽了那个年纪女孩最爱听的情话。他同情她的身世，赞美她的才华，向她描绘一个脱离苦海、充满光明的未来图景。
对一个从小在冷眼与卑微中长大、情感世界一片荒芜的少女来说，这份“独一份”的关注与温柔，是裹着蜜糖的毒药。 母亲虽然爱她，但忙于生计，能给她的情感慰藉有限。张达民的出现，像一束强光，不由分说地照进了她灰暗的生活。他代表着另一个世界——体面的、富足的、受人尊重的世界。他承诺的，正是她和母亲苦苦挣扎、梦寐以求的东西：安稳、尊重、脱离底层。
她陷落了，带着孤注一掷的希冀。母亲强烈反对，她深知门户的差距如同天堑，豪门公子的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。但一向听话的阮玲玉，这次无比执拗。她太渴望抓住这根救命稻草了。
不久，张达民安排阮玲玉母女搬出了佣人房，在外租屋同居。生活似乎真的开始好转。然而，幻灭来得比想象中更快。张达民的热情，在“得到”之后迅速冷却。他的本性开始暴露：游手好闲，沉迷赌博，挥霍无度。他对阮玲玉的态度，也从最初的殷勤，变得忽冷忽热，召之即来挥之即去。
阮玲玉很快发现，她并未脱离苦海，只是从一个寄人篱下的牢笼，跳进了一个情感依附的、更不稳定的牢笼。 张达民给的生活费时有时无，她和母亲的生活依旧拮据。更让她痛苦的是，在这段关系里，她依然感受不到平等的尊重。她只是他一时兴起的收藏品，兴致过了，便随意搁置。
转机出现在1926年。张达民的大哥张慧冲，是电影公司的老板。为了安抚弟弟和阮玲玉，也或许是看出了阮玲玉身上某种特质，他建议阮玲玉去报考电影公司。当时，电影还是新兴行业，“戏子”地位低下，并非上佳之选。但对走投无路的阮玲玉而言，这是一条可以自食其力、掌握自己命运的路。
她鼓足勇气，报考了明星影片公司。考官是导演卜万苍。她怯生生地站在镜头前，按照要求做出喜、怒、哀、乐的表情。没有经验的她，表演生涩。但卜万苍这位伯乐，却从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里，看到了镜头最需要的东西——一种天生的、动人的悲剧感和表现力。他力排众议，录取了她，并给她取了艺名“阮玲玉”。
1927年，她主演了第一部电影《挂名夫妻》，一炮而红。无声电影时代，演员没有台词，所有的情绪都要靠面部表情，特别是眼睛来传达。阮玲玉那双大眼睛，仿佛天生为默片而生。快乐时眼波流转，悲伤时泪光盈盈，绝望时空洞无神……她能把角色内心最细微的颤动，都精准地投射到眼睛里。
她不仅靠天赋，更凭着一股不要命的狠劲。 为了演好哭戏，她能对着镜子练一整夜，直到眼睛红肿。为了一个摔倒的镜头，她可以反复摔打几十次，直到导演喊过。她知道，这份事业是她和母亲安身立命的根本，是她赢得尊严的唯一武器。她拼命地拍戏，《血泪碑》《白云塔》《故都春梦》……一部接一部，很快成为上海电影界最炙手可热的女明星，片酬飙升。
经济独立了，名声有了，阮玲玉以为自己终于有了谈判的筹码。她试图挣脱与张达民的关系。但张达民怎么可能放过这棵摇钱树？从前，他嫌弃她家贫；现在，他死死地巴着她。他勒索的方式简单而有效：要钱。不给？他就跑到电影公司去闹，在片场撒泼，扬言要向小报爆料，毁掉她好不容易挣来的名声。
“电影明星阮玲玉忘恩负义，发达后抛弃旧爱”——这样的标题，足以杀死一个女明星。阮玲玉怕了。她可以忍受他的无赖，却无法承受名声扫地的后果。那不仅是事业的终结，更是对她和母亲多年苦苦挣扎、终于挺直腰杆人生的全盘否定。她一次次地妥协，用自己的血汗钱，去填补张达民赌博的无底洞。
这是一场漫长的凌迟。她的事业光芒万丈，她的私人生活却一地鸡毛，被一个无赖用最不堪的方式捆绑、吸血。 她赚得越多，张达民要得越凶。从几百，到几千……阮玲玉在银幕上演绎着悲欢离合，在现实里，却深陷一个无法醒来的噩梦。她试图用钱买断自由。1933年，在律师的见证下，她与张达民签订分离契约，白纸黑字写明，阮玲玉每月付给张达民一百元，为期两年。她以为，用这最后一笔两千四百元，能换来清净。
她太天真了。恶魔松开手，仅仅是因为他暂时吃饱了。当饥饿再次来临，他会更加疯狂地反扑。而彼时的阮玲玉，在身心俱疲、渴望倚靠的时候，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——唐季珊。这看似温暖的港湾，实则是另一座冰山。
三、 从茶商到冰山：另一场以爱为名的掠夺
唐季珊的出现，像一道绅士而有力的光芒，照进了阮玲玉当时冰冷的生活。
他是东南亚著名的茶商，华侨富商，风度翩翩，见多识广。他与阮玲玉在一次应酬场合相识，随即展开了成熟、稳重而又热烈的追求。与张达民那种纨绔子弟的轻浮不同，唐季珊的关怀是具体而实在的。他体贴她拍戏的辛苦，关心她的健康，送昂贵而合品味的礼物，更重要的是，他给予阮玲玉她一直渴望的东西：尊重、理解，以及一种稳定的、可控的、属于成年人的情感关系模式。
唐季珊像一座山，承诺为她遮风挡雨。他斥资在上海新闻路沁园村购置了一栋三层小洋楼，作为两人的爱巢。对长期缺乏安全感的阮玲玉来说，这一切都像是梦幻般的救赎。她与张达民那场噩梦般的纠缠消耗了她太多心力，她太累了，太想停下来，靠在一个坚实的臂弯里歇一歇。她以为唐季珊就是那个对的人。
然而，唐季珊并非单纯的仰慕者。他是精明的商人。 追求阮玲玉，除了美貌与情感的吸引，也包含了对“明星效应”的算计。得到当时最红的女明星，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面子和商业宣传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与阮玲玉同居时，并未彻底了断与前任女友、歌舞明星张织云的关系。张织云曾与他同居数年，最终惨遭抛弃。据说，张织云曾托人给阮玲玉带话，说“我的今天，就是你的明天”。可惜，陷入“热恋”的阮玲玉并未听进这泣血的忠告。
同居之初，确有段甜蜜时光。但很快，唐季珊商人骨子里的精明、算计与控制欲，便暴露无遗。他干涉阮玲玉的演艺事业，对她交往的朋友评头论足。他的温柔渐渐被一种居高临下的占有和冷漠取代。阮玲玉敏感地察觉到了变化，但她已深陷其中。与张达民那摊烂泥相比，唐季珊至少提供了体面的生活和表面的平静，她舍不得，也无力再折腾了。
就在阮玲玉与唐季珊同居后不久，约定的两年期限未到，张达民就把钱挥霍一空，像个幽灵一样再次出现了。他看到阮玲玉有了新的、更有钱的靠山，妒火中烧，勒索的胃口也变得更大。他不断上门纠缠，索要巨款，威胁要将阮玲玉与他以及唐季玲之间“复杂”的关系捅给报纸。
这一次，阮玲玉的处境更为艰难。 唐季珊是好面子的大商人，他绝不能容忍自己的名字与这种勒索丑闻联系在一起。他非但没有成为阮玲玉的依靠，反而严厉地命令阮玲玉，必须立刻、彻底地解决张达民这个麻烦，并且不能牵扯到他。他摆出了事不关己的冷酷姿态，将阮玲玉独自推到了前台，去面对那个无赖。
阮玲玉试图再次用钱解决问题。但张达民这次要的数目太大，且贪得无厌。谈判破裂。张达民彻底撕破脸皮，使出了最恶毒的一招：他跑到法院，以“妨害家庭罪”和“通奸罪”将阮玲玉和唐季珊告上法庭。他颠倒是非，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被“女明星忘恩负义抛弃、并勾结奸夫卷走财产”的可怜男人。
一石激起千层浪。虽然张达民指控的“卷走财产”子虚乌有（阮玲玉母亲一直在张家帮佣，张家有财物寄存阮处，张达民诬告其盗窃），但“女明星”、“富商”、“通奸”、“三角关系”这些关键词，已经足够引爆舆论。那个年代，法律对所谓“通奸罪”的惩罚，尤其是对女性的惩罚，是极为严苛和不公的。
比法律传票更可怕的，是随之而来的媒体风暴。 上海的报业竞争激烈，小报为了销量，毫无底线。张达民主动向记者爆“料”，添油加醋。一时间，大小报纸的社会版、娱乐版，充斥着关于阮玲玉的种种不堪报道。“三角恋爱纠纷案”、“忘恩负义”、“风流罪案”……耸人听闻的标题配上阮玲玉的剧照，铺天盖地。
记者们像闻到血腥味的苍蝇，日夜蹲守在沁园村阮玲玉的家门口，蹲守在电影公司的片场外。只要阮玲玉一出现，镁光灯便疯狂闪烁，无数尖锐的问题像刀子一样掷来：“阮小姐，你对张先生的指控有何回应？”“你和唐先生到底是什么关系？”“你是不是为了钱才和唐先生在一起？”
阮玲玉被彻底包围了。她从片场回家，短短一段路，被记者和围观人群堵得水泄不通。指指点点，窃窃私语，鄙夷的目光，好奇的打量……所有这些，形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墙，让她窒息。她不敢出门，不敢看报，整日惶惶。唐季珊此时在哪里？他非但没有挺身而出保护她，反而因为恼怒阮玲玉给他“惹来麻烦”，对她更加冷淡，甚至恶语相向。
有一次，两人发生激烈争吵后，唐季珊将她关在沁园村住宅的门外，任其如何哭泣哀求，也坚决不开门。那是冬天寒冷的深夜，阮玲玉独自在门外站了许久，身心俱寒。她曾以为这里是避风的港湾，此刻却比外面的风雪更刺骨。
事业也受到了冲击。 虽然观众依然爱看她电影，但舆论的压力让一些制片方和导演感到顾虑。社会上“道德批判”的声音越来越大。她主演的《新女性》刚刚上映，影片批判社会黑暗、同情女性遭遇，本身就触动了一些势力的神经，此刻更与她的“丑闻”纠缠在一起，遭到某些报纸和势力的联手围攻、诋毁。
内忧外患，四面楚歌。一边是张达民无休止的法律纠缠和舆论泼污，一边是唐季珊的冷漠与责备，另一边是整个社会投来的、充满道德审判的冰冷目光。银幕上，她是光芒万丈、敢于反抗的“新女性”；银幕下，她是一个被男人拖累、被舆论践踏、无力自保的弱女子。这种巨大的撕裂，日日折磨着她。
在拍摄电影《国风》期间，巨大的精神压力让她几乎崩溃。在片场后台，无人的时候，她对着化妆镜，用指甲无意识地在镜面上，一遍遍划着。后来，有人看清了那浅浅的印痕，是几个字：“我不怕死，就怕被你们笑话。”
这喃喃自语般的刻痕，是她内心最绝望的独白。 她不怕生活的艰难，不怕拍戏的辛苦，甚至不怕死亡的终结。但她害怕被众人当成笑柄，害怕自己所有的努力、坚持和清白，在众人的唾沫和嘲笑声中，变得毫无价值，肮脏不堪。人言，成了比刀子更锋利、比枷锁更沉重的武器，架在她的脖子上，一日紧过一日。
开庭的日子，越来越近了。
四、 法庭内外：一场公开的处刑
1935年2月27日，上海特区第二法院开庭审理“张达民诉阮玲玉、唐季珊妨害家庭及通奸案”。这早已不是一场普通的民事诉讼，而成了一场全社会围观的、对一位知名女性进行的“道德公审”。
开庭那天，法院被围得水泄不通。除了记者，更多的是来看热闹的市民，他们脸上带着兴奋、好奇、鄙夷混杂的神情，仿佛来看一场精彩的大戏。阮玲玉在律师的陪同下抵达法院。她穿着一身朴素深色的旗袍，外面罩着大衣，戴着墨镜，试图遮挡住自己的面容和神情。但紧绷的下颌线和苍白的嘴唇，依然泄露了她内心的惊涛骇浪。
法庭内，气氛压抑而诡异。张达民作为原告，在庭上侃侃而谈，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被“坏女人”欺骗、抛弃的受害者，言语间极尽诋毁之能事。阮玲玉的律师据理力争，出示证据，驳斥其诬告。然而，在当时的法律框架和社会观念下，案件的焦点早已偏离事实本身，而聚焦于阮玲玉的“道德瑕疵”上。
法官和旁听者的目光，像探照灯一样打在阮玲玉身上。 那些目光里，有审视，有怜悯，有鄙夷，有猎奇。她端坐着，手在微微发抖。她感到自己仿佛被剥光了衣服，扔在闹市之中，任人评头论足。她与张达民同居时未成年、受诱骗的细节，她与唐季珊的关系，她经济独立的奋斗……所有这些复杂的前因后果，在法庭这个简化一切是非的场域里，都被压缩成了“风流韵事”、“三角关系”几个轻佻而香艳的字眼。
唐季珊也出庭了。但他的表现，与其说是来共同面对，不如说是来划清界限。他的证词更多是在为自己开脱，强调自己的“无辜”和被牵连，语气冷漠疏离。阮玲玉坐在他旁边，能清晰地感受到那股寒意。最后一点关于“共同承担”的幻想，也破灭了。
庭审的过程是漫长的折磨。每一次对方律师带有侮辱性的质询，每一次旁听席上压抑的嗤笑，都像鞭子抽打在她身上。她沉默着，大部分时间低着头。她有很多话想说，想说清楚自己的身世，说清楚张达民的勒索，说清楚自己的无奈与痛苦。但在那样的环境里，在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下，她知道，任何辩解都是苍白的，甚至会引来更多的嘲讽——“看，她还在狡辩”。
休庭时，记者们蜂拥而上，话筒和相机几乎要戳到她的脸上。 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刻薄。保镖和律师奋力推开人群，护着她艰难地离开。法院外的台阶上，挤满了看不到庭审内容、却急于获取谈资的民众。他们指着她，议论纷纷。那一张张陌生的面孔，汇成一片模糊而喧嚣的海洋，充满了恶意与冷漠。
她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回到沁园村的家中的。那栋曾经带给她希望和温暖的小洋楼，此刻冰冷得像座坟墓。唐季珊自顾自地回了房，没有一句安慰。家里请来照顾她养女小玉的佣人，看她的眼神也带着异样。整个世界，仿佛都在她面前关上了门，只留下一条布满荆棘、被众人指点的绝路。
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。桌上，散落着几天来的报纸。那些标题触目惊心，内容极尽夸张渲染之能事。她翻开一本电影杂志，上面甚至刊登了模仿她口气写的“自白书”，杜撰她的心理活动，极尽低俗。银幕上，她是万众瞩目的明星，是情感丰富、命运多舛的剧中人；银幕下，她成了所有人茶余饭后消遣的谈资，一个不知廉耻的“坏女人”。这种撕裂，让她发疯。
她想起了童年时在张家后院，那种寄人篱下、不敢出声的恐惧。她想起了母亲佝偻的背影和红肿的双手。她想起了自己对着镜子苦练表情的日日夜夜。她想起了第一次拿到片酬、交给母亲时，母亲那混合着泪光的笑容。她以为自己终于爬出来了，终于可以堂堂正正、光鲜亮丽地活在阳光下。
可现在，所有的努力，所有的成就，仿佛都在一瞬间被否定了。 人们不关心她的电影，不关心她的演技，只关心她的“风流账”。她不再是艺术家阮玲玉，而是“那个和两个男人纠缠不清的女人”。她的价值，被粗暴地简化为供人窥私和道德批判的物件。
夜，深了。窗外是上海滩不夜的灯火，繁华依旧。但这繁华与她无关。她坐在书桌前，摊开纸笔。她要写两封信。一封给将她含辛茹苦养大、此刻还在为她担忧的母亲何阿英。一封给她收养的、视若己出的女儿小玉。千言万语堵在胸口，却不知从何写起。对不起，妈妈，女儿不孝，要先走一步了。对不起，小玉，妈妈不能看着你长大了……
泪水模糊了字迹。她写写停停，内心的绝望如潮水般将她淹没。她并非没有想过反抗，并非没有想过咬牙挺过去。可是，挺过去之后呢？官司可能还会反复，报纸不会放过她，唐季珊的态度已说明一切，观众会怎么看她？她还能坦然站在水银灯下，演绎那些纯真或坚贞的角色吗？人们看着她，想到的只会是法庭上的丑闻。
“我不怕死，就怕被你们笑话。” 化妆镜上的那句话，再次浮现在眼前。是的，她承受不了这无休止的、被当成笑话围观的日子。死，成了她唯一能掌控的、彻底的解脱。至少，死亡能让这一切喧嚣停止，能保住她最后一点残存的、关于清白的执念。
她放下笔，仔细地梳洗，换上了自己最喜欢的一件旗袍——那是一件绿色的绉缎旗袍，镶着宽边，是她演出时最喜欢的戏服之一，象征着她艺术生命的高光时刻。她对着镜子，仔细地涂上口红，让自己看起来有气色一些。然后，她走到床边，拧开了那个装有三瓶安眠药（一说三十粒）的瓶盖。
没有犹豫，就着温水，她将药片全部吞服下去。然后，她平静地躺下，盖好被子，双手交叠在身前，像个累极了的孩子，终于可以沉沉入睡。桌上，是那封未写完的遗书，和一张从日记本上撕下的纸，上面是她用毛笔颤巍巍写下的四个字：
“人言可畏。”
这是她对这个世界，最后，也是最无力的控诉。二十五年的短暂人生，从贫民窟的阴霾中挣扎而出，在银幕上绽放出绝世光华，最终，却湮灭于“人言”这无形却致命的暴风雪之中。她以死亡，完成了对这不公世界的最后一次，也是最为惨烈的无声抗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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